中国数据开放根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的数据分析发布，截止2025年不完全数据统计预估我国有焦虑症症状的人数约为1.05亿。根据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的调研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的焦虑症患者确诊人数就已经达到了5310万，较前一个统计周期上涨了30%。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8亿人正遭受精神健康问题和心理疾病的困扰，其中焦虑症最为常见。
在当今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得益于越来越先进的诊断方法和人们对自己精神健康的重视，在过去的30年间，我国对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科普和治疗有了显著的进步。从肤浅的“不就是心情不好吗？”，到能够让大众理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生理学基础是脑内神经递质的异常变化，这背后是中国几代精神科医生的不懈努力。
焦虑症又称焦虑障碍。2019年-2025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发布过多份关于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各类主要精神障碍中，焦虑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中国成年人中，焦虑症的年患病率（即一年内患病人群的比例）为5.0％，终生患病率为7.6％。国内成年人焦虑症的患病率甚至超过抑郁症。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至2021年，中国抑郁症确诊人数达到5310万，焦虑症人数同比达到5000多万，与1990年相比增幅分别达到54%和31.2%，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也随之显著上升。2019年之后，COVID-19疫情的暴发加剧了抑郁症和焦虑症负担。研究发表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上。
那么，我们离征服抑郁症，到底还有多远呢？
详细看，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科研人员们在著名精神疾病学术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1990-2021年中国及各省抑郁和焦虑症的疾病负担：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1的发现》的研究，探讨了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抑郁和焦虑症的流行趋势及其带来的疾病负担。
研究使用了全球疾病负担（GBD）截至2021年的数据，分析了全中国范围内，以及各个省市的精神疾病发病特征，包括患病率（Prevalence）和伤残调整生命年（指所有患病人群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总和，缩写为DALYs），并探讨了不同性别、年龄及地区的差异，同时评估了新冠大流行对这些精神障碍的影响。
研究发现，从1990年到2021年，中国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绝对病例数显著增加。其中，抑郁症患者的数量从1990年的3440万增加到2021年的5310万，增长了54%。焦虑症的患者数量则从1990年的4050万上升至5310万，增幅为31.2%。
但是，如果消除不同人群或不同时间段人群年龄结构差异对患病率的影响，也就是采用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作为衡量指标，抑郁症的患病率在过去三十年里都有所下降，从每10万人3071.8例下降到2875.7例，降幅为6.4%。相比之下，焦虑症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明显下降或上升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对这两类精神障碍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焦虑症的患病率出现了11.8%的增长，抑郁症的发病情况也有显著上升。这一点，相信经历过这段特殊时期的我们都深有体会吧？当然，这到底是新冠的直接影响，还是人们为了应对新冠所不得不做出的封闭管理带来的间接影响，还尚未可知。
在性别差异方面，研究表明，无论是抑郁症还是焦虑症，女性的患病率都高于男性。2021年，抑郁症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在女性群体中为3543.4/10万人，而男性仅为2222.6/10万人。焦虑症的情况也类似，女性的患病率为4380.9/10万人，而男性则为2632.8/10万人。
此外，女性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负担也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与生物学因素、心理社会因素以及社会压力等因素相关。例如，女性可能受到更多的社会期望、家庭责任和职业压力，同时她们在生活中更容易经历性别不平等、情感困扰及压力事件，这些都可能增加其患病风险。此外，女性在应对精神健康问题时更倾向于寻求帮助，因而在调查数据中表现出更高的患病率。
但即使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保持稳定或发生显著下降，抑郁症、重度抑郁症、心境恶劣和焦虑症的患者人数都有显著的增加，分别增加54%、38.3%、73.2%和31.2%。并且，2019年至2021年，心境恶劣和焦虑症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均出现显著增长，焦虑症患者人数在此期间增加了14.3%，几乎占据了1990年起增加患者人数的一半。
2021年，抑郁症的DALYs为790万，与1990年相比增长了44.9%，其中三分之二的总DALYs归因于重度抑郁症。焦虑症的DALYs从1990年的490万增长至2019年的550万，并在2021年达到630万。
在年龄层面上，抑郁和焦虑症的流行趋势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研究发现，抑郁症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上升，在60-69岁人群中达到最高峰，随后略有下降。具体而言，重度抑郁症（MDD）的患病率随年龄上升而持续增长，而持久性抑郁症（Dysthymia）的患病率呈“倒U型”趋势，在60-64岁年龄组达到顶峰。
相比之下，焦虑症的情况有所不同，其在青少年群体（15-19岁）中达到最高峰，之后略有下降，并在成年后趋于稳定。这说明，青少年和老年人是抑郁和焦虑症的两个高风险群体。青少年可能因学业压力、人际关系、青春期变化等因素而经历较高的焦虑，而老年人则可能因为社会孤立、慢性病、经济困难、亲人去世等因素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上升。
除了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研究还揭示了全国各省之间存在显著的地理差异。在抑郁症的患病率方面，香港、浙江和山东的患病率最高，而天津、上海和北京的患病率最低。具体而言，香港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3431.7/10万人，浙江为3295.1/10万人，而天津的患病率最低，仅为2341.3/10万人。
抑郁症的地理分布差异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分布、文化因素和社会压力有关。例如，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可能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导致更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而较落后的地区虽然医疗资源有限，但由于社会支持体系相对稳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抑郁症的发病率。
焦虑症的地区分布与抑郁症有所不同，最高患病率出现在湖南、宁夏和甘肃，分别达到5773.8/10万人、4857.3/10万人和4497.8/10万人。相反，广东、青海和香港的焦虑症患病率最低。焦虑症的地理分布可能受到人口密度、生活环境、经济压力、气候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湖南和宁夏等地区可能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居民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较大，导致焦虑症的发生率较高。
1990年至2021年期间，安徽和湖南抑郁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分别下降13.9%和12.6%，其他省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在2019年之前，大部分省份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但是2019年之后，绝大多数开始急剧上升，但是因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区间，变化没有统计学显著性。
在已知的抑郁/焦虑风险因素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DALY有直接关系，具体来说，抑郁症DALY有4.3%归因于伴侣暴力，1.2%归因于童年性虐待，2.6%归因于霸凌，女性重度抑郁症DALY主要来自于伴侣暴力（10.4%），男性主要来自于霸凌。焦虑症的已知风险因素仅有霸凌，约占DALY的5%。但是自1990年以来，上述因素归因的DALY比例持续下降。
总的来说，研究系统描述了中国各省在1990年至2021年期间抑郁症和焦虑症疾病负担，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人数大幅增加，DALY也显著上升，并描述了各省之间患病率和DALY率存在的显著差异。
抑郁症和焦虑症负担的显著增加可能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密切相关。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的影响，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DALY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或略有下降。预计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28%，这意味着疾病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在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方面，2021年抑郁症造成的DALYs达到了790万年，焦虑症的DALYs为630万年。这意味着抑郁和焦虑症对中国居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尤其是在老年群体中，其影响尤为显著。由于焦虑和抑郁症通常不会直接导致死亡，因此它们的疾病负担主要体现在生活质量下降和功能损害上。
研究还发现，与1990年相比，2021年的DALYs有所增加，表明尽管全球和国家层面上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问题，但抑郁和焦虑症仍然是重要的公共健康挑战。
抑郁症和焦虑症已经不再是“矫情”或“想不开”的代名词，而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真正的医学问题，这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今天，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诊断工具，更成熟的治疗手段，以及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环境，让心理健康成为公共话题，而不再是一个需要被隐藏的秘密。
然而，从数据来看，抑郁和焦虑障碍的绝对病例数仍在增加，这意味着仅仅依靠科普和治疗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其成因，优化干预措施，甚至在病症出现之前就采取有效的预防策略。
心理健康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它是整个社会的课题。未来的方向可能包括更精准的个性化治疗、更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及让心理健康服务覆盖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或许，我们无法让抑郁症彻底消失，但我们可以让它变得不再可怕，不再难以启齿，也不再成为人们无法跨越的鸿沟。
深夜的惊恐发作、莫名的胃痛、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去医院并不能查到器质性的病变，转而才发现这些是焦虑症引发的“躯体化反应”。
那么，究竟焦虑症为何产生？又是如何作用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呢？社交媒体上，对于升学焦虑、面试焦虑、就业焦虑、婚恋焦虑等话题的讨论层出不穷。当各种焦虑情绪持续发酵、难以缓解，甚至发展为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病症时，它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又应如何进行规范诊断与治疗？
焦虑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一个古老的生存特性。
在进化过程中，那些对潜在威胁保持警觉的祖先更有可能存活下来，这套精密的警报系统，是我们能够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于，当这套系统在现代被触发时，那些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状态的人，身体就会像面对生死威胁一样反应：
心跳加速、肌肉紧张、呼吸急促——这一切都是身体在努力保护你。
而我们的大脑的理性能力还不能够有效平衡这些本能的身体反应（尽管在道理上你明白很多事情并不会致命，但是你依然无法阻抗身体的本能性的反应）。
于是就产生了“躯体化”的症状却无法控制。
第一阶段：不确定性放大
大脑天生讨厌不确定性。在面对模糊情境时，它会自动填充最坏情况下的剧本：“这个项目延期了→客户会不满→公司会失去这个客户→我会被辞退”。
这种“灾难化”思维本是进化而来的保护机制，现在却成了痛苦的来源。
第二阶段：回避强化
当我们因为害怕某种感受（如尴尬、失败感）而回避挑战时，短期内焦虑会缓解。
但长期来看，回避行为会反向强化焦虑：“既然我回避了，说明这个威胁是真实的”。于是下一次，警报会拉响得更早、更响。
第三阶段：身心循环
持续的焦虑状态会导致肌肉紧张、睡眠不足、注意力下降。
这些身体反应又反过来为焦虑提供了“证据”：“我身体反应这么强烈，一定是有大事要发生”。
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我们需要强化大脑的理性（现实检验）能力，才能应对焦虑反应。
1. 从控制到接纳
当我们能够理解焦虑是原始反应，就会知道要消灭这种反应是不可能的。
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接纳它的存在——承认“感到焦虑”，同时不被它主宰行为。这不是屈服，而是避免将能量消耗在与情绪的对抗上。
2. 从回避到面对具象化的问题
问自己一个更深的问题：“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我在害怕什么？在这个害怕里，什么是我一直回避的问题？”
把担忧具象化，就可以把焦虑转化成现实的、具体的问题。
然后，选择即使焦虑也要做的那一小步，行动本身会重新定义你与焦虑的关系。
3. 从个人化到普遍化
理解焦虑是人类普遍体验，不是你个人的缺陷。
最高效的管理者不是没有焦虑的人，而是能够与焦虑共处并依然有效行动的人。
• 呼吸锚定法：
当感到焦虑来袭，将注意力专注于呼吸的物理感觉（空气进出鼻腔的感觉，腹部的起伏），直到你感觉到躯体反应降低，自己可以稳定呼吸，也可以平静下来了，这能帮你从思维漩涡中回到当下。
• 启动微行动：
对抗回避最有效的方法是立即做一个最小的相关动作（如不是“完成报告”，而是“写第一段”），行动是缓解的有效方式，但切忌过度行动加剧焦虑。
• 区分“想法”与“事实”：
注意到“我可能做不好”是一个想法，而不是既定事实。并在灾难化想法产生的当下，用书写的方式隔离自己的灾难化感觉，将事实和想法分别写下，并反复练习，强化识别能力。
参考文献：
Tian, W., Yan, G., Xiong, S., Zhang, J., Peng, J., Zhang, X., Zhou, Y., Liu, T., Zhang, Y., Ye, P., Zhao, W., & Tian, M. (2025). Burden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na and its provinces, 1990-2021: finding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 the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1–11.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92/bjp.202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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