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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发现, 在条件性线索恐惧的习得阶段, 经期女性的主观预期值高于经前期女性; 而对于条件性情境恐惧, 经前期女性的主观预期值反而高于经期女性, 说明性激素对不同的条件性恐惧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可能与实验情境有关。动物研究显示, 相同的性激素水平在不同的情境下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 在夜间, 发情前期比发情期的大鼠花更多的时间在高架十字迷宫的开放手臂, 说明发情前期的大鼠减少焦虑。这是因为, 在夜间, 大鼠感到安全, 高水平的性激素抑制了条件性恐惧的形成(Morgan, Schulkin, & Pfaff, 2004)。然而, 在灯光下, 这种差异不存在。也就是指对大鼠而言, 灯光意味着不安全的, 具有威胁性, 在不安全的情境中, 高水平的性激素对条件性恐惧没有情绪调节作用。根据此观点, 本研究结果推测, 经前期女性对条件性恐惧的影响取决于不同情境。在可预测情境下, 条件刺激与厌恶声音匹配出现, 条件刺激提示厌恶声音的出现, 经前期被试感觉安全, 高水平的性激素抑制条件性恐惧的形成, 减少焦虑。但是, 当经前期被试处于不可预测情境下, 被试感觉情境中有威胁信息, 高水平的性激素促进条件性恐惧的形成, 增加焦虑。
在消退阶段, 本研究还发现, 不同生理周期女性对条件性情境恐惧的主观预期值存在显著差异。以往研究显示, 条件性恐惧的消退并不能消除已获得的条件性恐惧记忆, 而是新的消退学习抑制了条件性恐惧记忆的表达(Delgado, Nearing, LeDoux, & Phelps, 2008)。在消退学习中, 将会激活一些脑区, 比如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杏仁核产生情绪反应, 而内侧前额叶皮层调节情绪反应。条件性恐惧记忆的消退通过调节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到杏仁核的抑制功能而减少恐惧的表达(Sotres-Bayon & Quirk, 2010)。本研究显示, 在条件性情境恐惧的消退阶段, 经前期女性对厌恶声音出现的预期值高于经期女性; 而在条件性线索恐惧的消退阶段, US的预期值不存在生理周期的差异, 说明经前期女性比经期女性的条件性情境恐惧反应更难消退。这可能与恐惧消退相关脑区的功能有关。条件性恐惧习得和消退的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 同时也是高水平的性激素的受体区域(Gingnell, Morell, Bannbers, Wikström, & Poromaa, 2012)。Goldstein等(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 高性激素水平的经前期女性面对不可预测的刺激, 杏仁核和前额叶明显激活, 而低性激素水平的经期女性没有表现出这些脑区的明显活动(Goldstein et al., 2005)。以上研究表明, 不同生理周期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影响了大脑功能的可塑性(Altemus, 2006), 经前期女性增强了杏仁核活动, 减少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活动(Protopopescu et al., 2008)。
值得提醒的是, 经前期是黄体酮和雌激素重叠的阶段, 同时, 也是经前情绪障碍的高发阶段。这可能与此阶段的性激素水平有关。Hiroi和Neumaier (2006)使用雌激素、安慰剂、雌激素加上黄体酮对切除卵巢的大鼠进行两周治疗, 结果发现, 雌激素加上黄体酮的大鼠在旷场实验时间减少, 说明雌激素和黄体酮同时使用增强大鼠的焦虑行为(Hiroi & Neumaier, 2006)。同时, 以往研究显示经前期女性具有更多的焦虑行为(Huo et al., 2007), 这与经前期女性内生的高性激素水平有关(Andreano & Cahill, 2010; Merz, Stark, Vaitl, Tabbert, & Wolf, 2013), 高水平的性激素减弱了前额叶对负性情绪的调节。
(Protopopescu et al., 2008)。因此, 本研究结果显示的经前期女性对条件性情境恐惧反应易习得难消退可能是黄体酮和雌激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这有待今后性激素检测技术或fMRI技术进一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