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铮原创 | 是什么改变了格式塔团体治疗中的个体（三）

在本节中，将介绍我们的模型将如何总结治疗团体中各个成员的改变。基于在上述七个相关团体中个体变化的假设，再加上我们的模型的结构和动态，这些变化发生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断定，有六个主要的案例可以说明这些变化主要是通过在两个个体的内部系统——生物遗传和社会文化系统。

这六个主要的案例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特点的：它们最终都导致了更多的认识和两个内部系统的变化。正如摘要中对该模型的假设中提到过的（见上文），治疗团体的相互作用下的最终结果将是对个体而言，增加了重要的认识。这些认知涉及了接触、感知、兴奋和格式塔的形成将会导致一个明确的群分化。提高的认知，进而带领个体意识到不是没有更合适和更多的选择，而是自己之前被顽固的旧的格式塔所限制了 。这些变化导致的自尊、个人力量，能更好地应对生活的需求，这些能力都被放大。因此，提高个体的认知是引出治疗变化的根本。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些认知的内容？这些认知怎样呈现于一个治疗团体中？至于内容，包括在这些可能的认知会是在这些地方出现的： 

个体出现的这种认知提高，可能会是发生意外，也可能故意为止的。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当领队，或其他组成员，将个体的注意力引导致上述现象之一，使她看到一个具象的问题。其结果是，她将会出现：（1）两个内部系统里一种或多种的心理行为的功能，和/或（2） 她在团体环境内的某个心理行为的功能在所导致的明显后果。

变化的具体案例 

以下是六个假说和对个体的生物遗传和社会文化这两个内部系统的影响。此外，每个假说后面紧跟着会有一个临床实例，以表明它在一个团体环境中的应用，以及我们提出的模型是如何总结这些情况的。 

假说一：个体的生物遗传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互相作用而引起的能量块的动员，是由于其认知的提升而导致的。

案例：梅丽莎在团体内分享了一个问题，她的秘书上班总是迟到。 “我已经和她说过了，每次说完后她都会按时几次，但不说她就又开始迟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解雇她，因为她很能干”。

在若干组员表达了同情之后，约翰开口道：“你知道吗梅丽莎，如果我是你的秘书，而你是用刚刚跟我们说话的方式跟我讲话的，我也不会把你的话当回事。你的声音是那么的纤弱而犹豫不决，我不觉得不听你的会造成任何的后果。”

“请问你的声音在你听来是怎样的？”领队问梅丽莎。

“正常，像平时一样。”她回答。

“你能描述一下吗？”领队追问。

“嗯，就是确实有点轻，然后我有时说很多‘呃’”梅丽莎说。

“你愿意用自己的声音对周围的世界造成更多的影响吗，尤其是你的秘书？”领队问。

“是如果她能因此按时上班，我肯定会。”

“我无法承诺，但我觉得是值得一试的。”

梅丽莎点点头表示同意，领队接着说，“我注意到，当你说话时，你的胸部和膈膜都没有太多的起伏。你的呼吸无法支撑你的声音。尽量坐直在椅子上，并把你的手放在肚子上，尝试用手感受你”

这个练习几分钟后，梅丽莎说，“这挺难的，但在某些方面感觉不错。我觉得自己更饱满，更强大了。“

“现在你能用刚刚联系的呼吸方式，来假装跟你的秘书训话吗？”领袖问道。

“嗯，我们之前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但你似乎没有听进去。我不能再忍受你再迟到哪怕一次了！“梅丽莎响亮而坚定的声音说。随着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环顾四周，转身对约翰说，“好了，怎么样？你肯听我说话了吗？“

约翰举起他的手，假装摘掉帽子行礼，说：“必须的。”其他人纷纷附和。

此时此刻来自外部的刺激是约翰引起了对她的声音的关注，以及领队建立小型实验，涉及到了梅丽莎的胸部和膈肌而由此发生了生物遗传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两个系统中的现在和过去区域，这增加了她对自己呼吸模式的认知。这种意识反馈到两个系统中，从而激励她试图改变她的呼吸行为，再次改变在反复回路中她的认知。

领队则接着建议梅丽莎再联系一下，训告她的秘书不要迟到（外部刺激激活两个系统），她做到了，这次的行为带来的不同的结果，也影响她的两个系统和她的认知。因此，两个系统中过去区域的变化为梅丽莎增加了她将来与他人互动时可以选择的声音支持行为。

假说二： 在人际关系的层面有新的经验，会挑战个体对他人反应旧的假设和预期（预测）。 

案例：当简描在团体中讲述自己与女儿激烈的争吵的故事时 – 尽管次数很少，简还是告诉团体自己是如何的尴尬和内疚。 “我觉得与她打架，真是惭愧，”她说，垂着头。 “我真的觉得母亲不应该在自己孩子们面前失控发飙 。”

该小组负责人则告诉简，“你低着头，我们看不到你的脸。你似乎并不想看着我们。但你是否愿意慢慢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每个成员，然后告诉我们你所看到的。

环视一圈后，简说，“我真的很惊讶地看到这么多的笑容和点头。我觉得被接受和支持了。我以为说了我的故事之后，每个人都会认为我只是一个可怕的母亲。”简询问团体中的几个成员，“是真的吗？你不认为我所做的事非常可怕？

其中一名妇女发话了，“哎呀，简，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再跟孩子们相处时我们都有一些希望自己当时没有做的事。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犯错误，和孩子们一样。说不定错误可能会让你的女儿看到更真实的你。”其他几个人也表示同意。该小组随后又在讨论做父母是种什么样的体验，而简热切地倾听着，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

在我们提出的模型中（见图2），我们可以假设，简觉得有足够的支持（外部刺激影响她的两个内部系统，导致意识），她愿意与其他成员分享她激烈地与女儿争吵的故事（最终行为）。由于简的信念、价值观（关于理想自我的执念）， 和她从两个系统的过去区域出发做出的有关其他人（预测）的期望，她做出了此时此刻（预测）别人怎么看待她（ 意识）。 再加上她不断的感受到来自团体的支持，导致她告诉组（所得的行为）她的“羞耻感”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 

当领队要求简做了缓缓环视团体然后汇报她看到的（行为）这样一个小实验时，她从团体中收到的外界刺激是不符合她的存储（社会文化系统的过去区域）的信念，以及她投射到其他人身上的价值观和假设（意识）。虽然她有过轻微的抗拒，但这种当下的经历和自己预期之间的差别即刻修正了她的信念和价值观。不过，她显然渴望听（行为）团体对于做父母的话题的热议（外部刺激）表明，她在团体中的经历正在对她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过去区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假说三：给予个体机会来试验与自己的执念冲突的某种新的行为，并听取团体对这些新的行为的反馈。 

案例：在听完团体中一个成员的故事之后，领队对他说，“加里，你在告诉我们你的分手故事时看起来很伤心。你的眼睛是湿润的，你的声音是低沉的，你的呼吸很浅的。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加里说：“直到你指出来我才意识到。我很伤心。我真的很想念丽莎。”

领队又说，“你看起来像一个小男孩，很努力地不让自己哭出来。”

加里回答说：“呃，我不是一个小男孩。我是一个大男人，大男人不能流泪。”

坐在加里旁边的弗兰克反驳道：“我是一个大男人，但我却常常哭。”他俯下身，用他的胳膊搂着加里说：“我想我知道你的感受，像在地狱一样煎熬。相信我，哭出来就好多了。”就这样，加里将头靠向弗兰克的胳膊，并开始让自己哭。当他停下来时，团体中的好几个人为他的痛苦表示同情。

其中一名妇女在组中说，“你并没有变得弱小，或者失色，你还是一个大男人。”

加里微笑着说，“我想我是的。”

再次回到我们提出的模型中，这个案例中，领队首先将加里的注意力引导到了他在描述跟丽莎分手时的身体行为上。这种外部刺激激活了他的情绪状态，及其含义（重申反馈回路在认知、生物遗传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循环），从而使其讲述出了失去爱人的心痛和对爱人的想念（行为） 。

当领队呼吁他关注此时此刻的行为，并加上了个人的观点，即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小男孩在努力不让自己哭”（外部刺激），加里对于小男孩，大男人和眼泪之间代表含义的执念（社会文化系统的过去区域 ）被激活，于是他跟团体分享了自己的想法（行为） 。弗兰克立刻使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挑战了加里的执念，并加以行动。加里后来接受了这个建议，可能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来自团体和同样作为“大男人”的弗兰克的支持，他让自己哭了（新的行为）。

该团体通过表达同情（外部刺激）积极回应加里的新（对他）的行为。此外，用他在这里此时此刻的例子，一名女子直接挑战加里关于“大男人哭”（进一步的外部刺激）的含义的执念。这种意见，至少就目前而言，修改了一些包含在加里社会文化系统中过去区域，他对这些挑战表示了同意（行为） 。但愿对于加里的信念/价值体系的一些修改过程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促使更多基于现实的行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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